1955年，在北京，来自西藏的女活佛桑顶·多吉帕姆有幸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会谈。在交谈中，毛主席并没有谈论复杂的哲学理论，而是关切地询问了她的年龄、寺院名称，并明确表示：“不要害怕民主改革，经过改革后，党和国家保证你们的生活不会低于目前的水平。” 这一承诺的分量，只有结合当时西藏的社会状况才能真正领会。桑顶·多吉帕姆生于1942年，家乡位于尼木县，五岁时被认可为活佛，七八岁便举行了坐床仪式，此后长期在寺院中学习佛经。尽管年幼，其身份却显得极为尊贵；这样的尊贵，主要体现在宗教仪式及寺院的秩序中，而并不意味着她在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权力。她曾提到，在旧西藏，社会等级通过座位、垫子的高度、颜色以及质地来体现。1956年，当她回到西藏时，在访问达赖喇嘛时所坐的垫子，虽然高于普通贵族，但仍低于达赖喇嘛。这些细节虽小，却反映出一套严密的身份体系。
她的父亲曾在吞米桑布扎的豪门家中任管家，母亲则在拉萨做生意。她生活在一个有经师和女佣侍奉的环境中，而寺院事宜则由一众管理人物操控。尽管女活佛在重大仪式上享有尊崇地位，但女性的参政权却是有限的，宗教地位的高尚并不能打破这一禁锢。在旧社会解放前后，社会上充斥着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可怕传闻。幼小的桑顶·多吉帕姆因而对解放军心存畏惧，甚至有些敌意。改变她意见的，不是一次训话，而是一系列细微的日常接触。
解放军在桑顶寺附近出现后，没有强行掠夺物资，而是以合理的价格购买马草、柴火等，有时甚至支付高于市场价的金额。1952年，几名工作人员前往寺庙拜访她，赠送哈达并细心解释国家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。她逐渐意识到，过去那些关于“吃人”和“杀喇嘛”的传言都是毫无根据的。
有趣的是，1953年，江孜分工委的罗宗英邀请她去浪卡子宗观看电影。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寺院、从未接触过电影的孩子来说，这无疑是极为新奇的体验。尽管她去看了电影，之后因清规而被迫留在寺院背诵经文。1955年，当她有机会去内地参观时，却再度受到管事的阻止，理由是活佛不能随意出门。最终，在父亲的帮助下，请求西藏地方政府的拉鲁协调，她才能与父母一起启程前往北京。这次北京之行让她首次大范围接触祖国的内地，亲历城市、工厂和学校，见识了不同民族共同生活的场景。毛泽东的话语并没有否定她的宗教身份，而是针对她最关心的生活问题做出了保证。对于当时的她而言，这种表述比抽象的口号更易理解。
然而，当她于1956年回到桑顶寺后，情况并不平静。有人对她的身份进行攻击，甚至向她的窗户投掷石头，饮食中也被人放入小铁钩。面对这些威胁，她选择离开寺院，前往江孜工作。此时的她已被选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常委、江孜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，开始参与公共事务。1957年，她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会议，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，并合影留念。她对民族和宗教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，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必在宗教身份和参与社会工作之间做出抉择。
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9年，西藏上层的反动势力发动武装叛乱，桑顶·多吉帕姆被迫前往印度。在异国他乡，她努力与中国驻印度的商务办事处取得联系。中国使馆在接她回国时，临时代办符浩告诉她：“你们回国是爱国行动，党和人民政府是欢迎的。”1959年9月30日，她终于回到北京，并参加了国庆宴会，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几天后，国务院在中南海为她举办了欢迎晚会，周恩来陪她观看演出，并对她说：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唯一的光明前途。”
1960年春，她回到拉萨，与家人团聚。此时，她的姐姐和姐夫已成为国家职工，提前返回的佣人也都得到安置。此后，她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，并继续担任西藏佛教协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。从一位寺院的女活佛到参与公共事务的西藏宗教界人士，桑顶·多吉帕姆的变化非但只是一纸任命所能表达的。毛泽东那句“不要怕民主改革”不仅是对年轻人的安慰，更是当时处理中共和西藏宗教界关系时，促进理解和减少疑虑的政治表达。
